中国从1980年至2015年实行的一胎化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直接结果是达成了出生率的降低，同时低生育率的现状成为当下常态。

2月8日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与2019年的1465万相比，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近15%。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曾预测表示，“2020年出生人口虽然是近几十年来最少的一年，却很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内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政府和专家学者也看到了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锐减、老龄化、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同步萎缩等问题。

开年来，生娃的话题就触动了亿万同胞的神经。1月20日，全国人大的会议报告指出，全国人大要求各地全面清理涉人口计生领域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报告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为贯彻这一精神，全国人大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近年来，我国不断调整生育政策。在2016年落实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不仅没有出现生育高峰，反而出现生育断崖”。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的限制应尽早放开”。

为什么当下中国需要开放二胎？

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依照现有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将弊大于利。有行业专家表示，“由于目前仍处于人口结构变化初期，若要调整生育政策，目前是较为适宜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政策调整时间推后，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中最年轻妇女也逐渐迈向30周岁，随着年龄增加，妇女生育意愿将减小，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二孩生育率恐难以得到较大提升，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同时，足够的人口规模，是很多经济形态赖以发展的根基，对于中国也同样适用。美国著名科技杂志《连线》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说，“我们当前的经济繁荣多半来自人口成长。过去几百年，美国人口持续增加，以确保创新产品的市场也不断扩大。同时，全球人口也在扩展，以保障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

另外，根据相关的社会学跟心理学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环境中具有独生子女所不具备的成长环境和经历，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环境对于孩子的性格可以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长子女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担任领导地位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微软前CEO斯蒂夫·鲍尔默、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雅芳公司全球CEO钟彬娴等。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在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后果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因为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的性格也有影响，有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使中国缺失了一整代具有领袖才能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因此，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为什么开放二胎后，新生儿的数量并没有增加？

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并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男女性别比例差较大、养娃成本高、年轻夫妇们生育意愿不高等。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计划生育执行的当时，我国的男女比例就有了明显的失调，直至2020年这一比例问题仍旧存在。从2020年新生儿数量来看，在新生儿中男孩有529万人，而女孩只有474.5万人，当适婚总人口的比例不协调时，生育率会越来越低。

30岁的杨璐，在徐汇区拥有学区房，也有让人羡慕的好单位，但是对生二胎完全没兴趣。

平时朝九晚九的工作让她无暇照顾孩子，只能诉诸保姆或月嫂，再加上新生儿本身的开销就非常大，因此她每个月的生活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基于当下的精英教育理念，杨璐还给孩子报了各种特长班与补习班。“这是一个拼个人综合素质的时代，如果有基础，没有人愿意佛系养娃，我也想基于我的物质基础上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生活。一个就够了，两个真养不起。”杨璐说道。

况且养孩子付出的不仅是财力，更是精力。“养一个孩子就已经让我们比较疲惫。为了让孩子学奥数，自己也得重新捡起来。为了孩子学好架子鼓，我们也得亲自上阵，我跟老公的私人空间也越来越少。”杨璐如是说。

在职场中，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要突破一种始终压抑着女性向上的看不见却又约定俗成的力量。“家庭劳动和养育责任始终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然而，在今天普遍996的职场环境下，我们又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杨璐感慨道。在这隐形的天花板之下，大部分女性始终在“做自己”和“社会规训”间不断压抑自我。

传统多子多福的婚育观念，在很多年轻妇女那里早已被社会重压解构得支离破碎。其实，不想生是全球性的现象。有数据显示，从20世纪中期到2015年，婴儿出生率就出现了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国家都在面临“婴儿荒”。

助力解决生育断崖问题，该怎么做？

在拥有妇女解放传统的中国，全职太太却越来越多。宝宝树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示，相比往年，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95后全职妈妈比例超过八成。

2020年的大热剧《三十而已》掀起了职场女性力量话题讨论的热潮，人们关于“女性力量”这个主题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刻。杨璐认为，“只有当女性能平衡好事业与家庭，并且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财务相对自由时，女性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生二胎。”

那么，怎样才能让女性平衡好事业与家庭呢？实则，互联网的发展，给女性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分享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交网络的出现，让女性得以将磅礴的消费力，转化成对于商业社会的影响力。本身对健康和美有着更高要求的女性，喜欢参与社群、喜欢向他人分享，并且能从中感受到快乐，这是女性群体的新力量。

而在这当中，微信等APP的私域流量池给了女性力量更好的展示舞台。基于私域流量的迅速崛起，让饷店这类去中心化的电商平台得以发展。在这生态中女性们通过分享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信任”，而这种信任已成为眼下电商市场的稀缺资源。

“饷店通过上游打通商家的全品类供应链，下游服务店主、为店主提供正品低价货源，借助渠道的优势，降低商品零售交易成本，赋能店主创业创收。该模式不仅能助力女性就业，同时，也在助力解决生育断崖问题。宝妈们的就业问题不仅仅解决的是经济上的就业问题，更是关系到在新时代中，女性发展的价值与尊严问题。”饷店的店主李玲表示，“饷店不仅能帮助女性创业创收而且还能提升个人魅力，丰富社交圈子，减轻家庭负担，更多陪伴孩子，还能让我们女性的价值得到最好的体现。”

作为一位饷店的店主，李玲曾是一名个人培训讲师，有十七年的授课经验。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加入饷店成为店主。“我之前的培训对象一般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企业，但这一行很累，基本让我没时间照顾孩子。”李玲介绍说，“做这行我积累了一定量的粉丝，在帮助这些粉丝学员做形象传达时，也会去淘一些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可是在淘货过程中，李玲逐渐发现，无论怎么拿货，总拿不到很低的价格。就这样，在搜索资源的时候，她找到了饷店小程序。李玲说，“在看到饷店平台上商品的高性价比，觉得价格是可以帮到我的学员粉丝们，能挣到一定的收入，于是我就开始做了。”

基于这样的想法，李玲便在自己的私域流量池做选款跟转发高性价比产品。每天都要亲自撰写1000字以上的货品文案。她的十足干劲，不仅因为有一个稳定的供货平台，而且还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更多的女性；同时，自己也有更多的精力照顾孩子，还有可观的收入。

“饷店实现了我一直以来都想做，但是过去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平台和途径去做的事情。通过饷店，不仅让我在生活上和经济上获得自由以及被社会认同，也为千千万万的女性实现了自我提升和社会价值。”李玲表示。

之所以能实现多方的互利共赢，主要在于饷店在一端，通过超百万的店主以去中心化模式帮助品牌和商家快速销售商品、回笼资金，在另一端服务店主、为店主提供正品低价货源，借助渠道的优势，降低商品零售交易成本，让消费者以更便捷的方式和更优惠的价格享受到全球优质的商品。与传统电商的公域流量相比，饷店平台上店主的私域流量可以让品牌多元、反复、灵活地触达用户，有良好的持续性。

在分享经济的大时代背景下，李玲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她们这群人通过社群获得私域流量，而这些流量以人和人的信任关系为基础，靠个人在社交网络中的分享形成流量池，并且还能依靠个人信用增加信用背书，有助于流量主通过精准推荐有效连接商品与消费者，不仅可以为品牌节省推广费用，还能抓取更多精准用户，实现降本增效。

在女性力量蓬勃生长的当代，像李玲这样乐于探索自身、赋予女性自身新能量的人，也会让女性群体的视野和女性力量更加与时共进，同时，也能给予她们自己更多的私人生活空间。

对此，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表示，“数字化的劳动不仅能增加女性就业机会，推动女性解放和发展，还有利于消除两性的数字鸿沟，助力解决生育断崖问题。”

当“生”在政策上得到解决，“育”在市场经济中得以缓解时，基于二胎政策下的多子女家庭也或将有助于中国培养出更具突破精神和更愿意创新的人才。

（以上图片均来自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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